谢莉尔：海伦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
Posted：2014-12-20
来源：劳动报 2014年12月20日
2014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79周年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共同承办的“东方讲坛·当代世界讲坛系列演讲”，在上海拉开序幕，首场报告会的主题是“美国友好人士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海伦·斯诺文学托管会主席、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女士率先登台演讲，称她姑母———《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十年旅华“无疑是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岁月”。当晚，谢莉尔女士又在她下榻的同一个大院里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并欣然题词，将萦绕心底的万千情思凝聚成一段话写给了《劳动报》读者：“当我们回顾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美国朋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关于战争与朋友的谚语———就像‘患难见真情’之类的格言。这种特殊的友谊，是在苦难中锻造出来的，是在诸如战乱之类的悲惨岁月里，经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惜个人牺牲而锻造出来的。”
真正的人民之心和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一二·九是一个特别的日子。79年前的今天，清华、燕大、北师大等校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侵略，呼吁保卫国土完整，北京上空响彻了《毕业歌》声。
谢莉尔（以下简称“谢”）：当时海伦住在北京东城盔甲厂胡同13号，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在那儿筹划了他们要求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动。黄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里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月9日开始发起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叶：黄华那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会主席。
谢：黄华又把黄敬介绍给了海伦。海伦在她的晚年回忆录里用很大篇幅写到了她与黄敬的相识。海伦说：“12月9日游行示威之后不久，黄华带了一个青年到我们家里来，据他介绍，此人名叫戴维。他相当高，英俊的脸坦率而富于表情，能让人感到他的自信。他有一种平易近人、很有教养而且庄严大方的风度。他只有24岁，却有知识分子的权威的气度。他看起来丝毫不像搞密谋颠覆的人，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气质。是什么？我想是经验。这是真正的、活生生的共产党或至少是共青团的地下工作者。”
叶：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都已在广为传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毕业歌》的词、曲作者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写了《毕业歌》作主题歌，号召大家“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桃李劫》的摄影场主任也是共产党员，他国外回来就参与组建中国早期左翼私营电影企业电通公司。至于海伦笔下的黄敬，即戴维·俞，原名俞启威，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山东大学支部书记、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考入北大数学系。海伦说他是“学生运动的‘头脑’”，“一个优秀的、令人钦佩的、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有很多可供选择的生活道路，他决定做共产党人是出于很高的道德品质，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或阶级仇恨”。他“头脑清楚，才气横溢，绝对诚实，实事求是”。他“总是那么不慌不忙，不怕危险，不怕死”。他“不排外，不虚伪，不搞愚民政策”。他“富有魅力，善于处人，没有伤人的棱角”。他在大刀队“不给任何警告，举刀直冲学生领袖”时挺身而出，奋勇登上一辆停驶的电车，当众发表演说，带领群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谢：海伦说“1935年年底是中国绝对的最低点，是生犹如死的时候”。她“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散发出的沼气”。她“不希望为争夺北京发生战争，把北京打烂，却也不愿意日本人占领北京”，以“难以置信的暴行”残害中国百姓。于是，她“开始写反法西斯的文章”。又“任命自己为华北（也许是全中国）反法西斯材料的主要散发人，材料全由自己打字，每一种要打好几次”。她把打好的材料“装在文件包里，一包一包地送给大学生”。
叶：海伦说她“那时正在收集中国学生运动的材料，打算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她还说“那时候中国的学生比任何别的地方的学生都重要———他们代表着国家的精华”。
谢：海伦始终站在中国学生一边。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发现蒋介石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卖国贼型的人”，就很期待学生“在与蒋介石的不抵抗冲突中胜利”。尽管她那时“还不确切地懂得蒋介石类型的人代表着什么”，但她对中国国民党总裁的“本能”的“反应”已是“令人生厌”。那以后，蒋介石“对学生进行了充满血仇的斗争”。牺牲者的“尸体”被蒋的帮凶“埋在南京雨花台的沙石坑中”。海伦悲愤交加，在她的文章里强烈控诉：“1934年仅仅在华北就有三百多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被捕，被处死的人数不得而知，蒋介石正在着手制定一种法西斯型的政治理论。”
叶：黄敬本人就曾被捕，戴上脚镣手铐，关了6个月。他告诉海伦，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在南京被杀害。北京约有1000名政治犯，大部分是学生。全国的政治犯高达50000多人。
谢：黄敬是海伦家的常客，因为他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可呆。海伦说她和黄敬“常讨论马克思主义，分析‘客观形势’，那是真正难得的兴趣”。他们“互相沟通思想，毫无障碍”。海伦从黄敬那里“第一次对中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有了一个清晰的概貌，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黄敬、黄华等人的“大无畏行动”把日本侵略华北的企图，推迟了大约18个月之久。
叶：运动前，人们高唱《毕业歌》。运动后，人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海伦说“到了1936年夏天，一首新的《义勇军进行曲》风靡一时”。这首“风靡一时”的新歌是“受一二·九运动的启发而创作的”。创作词、曲的仍是《毕业歌》的作者，两个共产党员。
谢：这次学生运动，在后来的年月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正如海伦在她的回忆录里描述的那样：“从1935年起，正是这些燕京、清华的学生，成了中国左派和共产党人同西方联系的桥梁，他们是1972年和解的工程师，那时是埃德加·斯诺得到了毛泽东允许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承诺。因此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 叶：我注意到您上午的演讲虽因限时而有删节，但“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是在北京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仍被保留下来，这是为什么？您能对此作更深入的解读么？ 谢：1996年6月6日，我和我丈夫拜访黄华、何理良夫妇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海伦已近她人生的尽头，黄华让我带一张明信片给她，愿她“永葆精神、爱心永恒”。
叶：黄华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了您，说您和您丈夫把他和何理良女士当作亲人，每次到中国都要看望他们，哪怕他们远在外地。您还特意安排一个孙子到中国学习语文和历史，真不愧是海伦家的好后代，美中友谊的接班人。
谢：黄华是我可敬的前辈。那天，他写好明信片，交给我之前，先大声朗读起来，用他那低沉、缓慢的嗓音，一如海伦最熟悉不过的：“亲爱的佩格：今天让我记忆起1935至1936年在北京盔甲厂13号的岁月。我们那时青春焕发，敢想敢为，无比英勇。60年后的今天，回顾那段危险而富于挑战的历史时刻，我感到我们没有辜负两国人民的期望。我们没有遗憾，没有懊悔。您的中国岁月，您为当时、现在和子孙后代所写的那些精彩的著作，足以让您感到自豪。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逆转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深厚的、日益增长的理解和友谊。”海伦现已离去，但她所架设的友好桥梁，却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她的一生之于我们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叶：我读《续西行漫记》，还是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研究丁玲生平，发现《续西行漫记》里有整整一节写丁玲，说她“以现代妇女的化身出名”，既是“1917年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女作家”，又是“一个富有行动经验的革命者”。
谢：海伦不是共产党人，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却是她的朋友。黄敬是她的朋友，黄华是她的朋友，丁玲是她的朋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是她的朋友。众所周知，斯诺的《西行漫记》，是在斯诺夫人的协助下完成的。斯诺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车程。是海伦真正到了延安，并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下延安，记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记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以，斯诺眼中的海伦“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他要海伦作他的“共同作者”，把“两人的名字”一并“放在所有的书上”。他对海伦恳切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这样做的。我只是写下而已，内容都是你贡献的，你历来就是这样。”冰心也说：“埃德加·斯诺的事业，也可说是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事业，两个斯诺，在事业上是不可分的。”
叶：1933年，斯诺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海伦在同一个学校里选修“几乎所有用英语上的课”和张东荪用中文讲授的黑格尔逻辑学。两人“住在海淀的一个村子里”，一所“仿佛是山坡上的宝石那样的平房”。那平房紧挨着燕南园。燕南园60号（后门牌调整为66号）是吴文藻和谢冰心的新婚寓所。吴文藻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燕大女校毕业的谢冰心则被母校聘为国文系助教。谢冰心这就亲眼看到“斯诺婚姻，在其存在的日子里，是‘工合’式的成就，而且成了不少人和历史事件的原动力”。
谢：海伦信奉“伟人的背后必有无名的伟大的女性”。她的理论是“妻子往往是产生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发电厂，只有她以她的能量支持她丈夫，她丈夫才能有更高成就”。她的想法受到她母亲的很大影响。海伦的父亲是位律师，早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性好静，善于思索，热心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海伦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写到她父亲是她智力的源泉。在心理上，海伦很像她那超脱、潇洒、有时有点散漫的父亲。但更多时候，她还是像她母亲，以女性的力量作为秘密的法术，来培植男性的自我意识。海伦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是拓荒者的女儿，智慧、美丽，又有活力，有才华。但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她心甘情愿，舍弃自己，至少在择业上做出三次重大改变。她不断屈从于她丈夫，甚至导致家境困顿并失去孩子。海伦也一样。婚后海伦，努力“保证”她丈夫“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写作”，让他“在中午以前完全不受任何干扰”，而她“总是在早晨处理杂务，以留出以后的时间干自己的工作，可是这段时间永远等不到”。她“不吝惜花费精力，总以为还有未来，但事实并不这样”。她长期生活在她丈夫的影子下，直至她丈夫从陕北归来，送她一顶带红星的灰色军帽，她第一次说不，说：“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叶：您说得对。海伦回忆录里正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在两个世界之间、两个世纪之间、新与旧之间的变化交叉点上。这个战略位置比大多数的位置更敏感，更困难。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害怕改变世界，但，是通过影响别人来实现，而不是参与毁灭灵魂和毒害人性的公开对抗。我丈夫和我扮演同样的角色，不同的是他达到广泛公开的地步，而我则是通过别人静静地工作，自己处于幕后。”
谢：幕后的海伦终于走到了前台，那是1937年的春末夏初。
叶：1937年4月30日，海伦孤身西行，到了“红星之国”。毛泽东五次见她，不仅“同意”跟她“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而且还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与她就“中国革命的实质”作了“第一次采访”。
谢：不过，这本“小册子”终究没能写成。因为“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海伦亲眼目睹“红军枕戈待旦，求战心切”。只要“一声令下，5分钟就可以开赴任何前线”。8月13日，她如约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拿给她看“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同时，强调指出，这十点“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很“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海伦也激动起来，说“中国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动员起来，否则中国就将灭亡。任何种类的组织都比没有组织好”。很快，海伦就“看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在平型关赢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于是，她的《续西行漫记》，结尾有了那样一段格外动情的话：“不论是谁，要是看过了中国的红军，看到在日军后方的游击队，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作战的中国士兵，也可证实中国的潜力是如何大了。只要有一次机会，给了他们目的、方向、英勇的行动及士气，他们就有绝对的能力去创造血肉筑成的长城！”
红军是我所曾见过的最特别的军队、最卓越美丽的人
叶：海伦不仅是进入延安的“第八个外国人（非东方人）、第五个新闻记者和第二个女人”，勇敢“冲破了对不可进入的中国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封锁”，而且还是“工合”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人。
谢：其实，海伦发起“工合”运动，跟她母亲曾经组织和振兴社区合作企业也有关联。海伦从小就见过她母亲成功召集大家投身各种项目，其中包括饲养商品鸡和开设有人管理的儿童游乐场。在那个年代，大多女性忙于家务，很少抛头露面，在社区政策制定方面发声。她母亲却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带头集资经商，眼光敏锐、独到。海伦这就跟路易·艾黎很具体地谈到“工业合作社”，又通过龚普生“找到在上海的唯一合作社专家卢广绵”。海伦认为中国的沿海工业已经沦陷，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卢广绵很以为然，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简称“工合”。“工合”也有“努力干，一起干”的意思。海伦用“工合”这个词来概括一种“人民的生产运动”，号召“全中国未被日军侵占的地区”的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生产自救，真的是再确切也没有了。海伦在《中国为民主奠基》一书中力荐“工合”，说“工合”就是要促进工业合作———形成一支劳动大军，提高商品生产，保护开
发自然资源，激发战后重建的热情。在克劳特夫妇的帮助下，海伦还在菲律宾筹集到25万美金，给共产党管辖下的“工合”组织以财政上的支援。
叶：对此，毛泽东亲自写信致谢，感谢“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为“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谢：更有意思的是，斯诺夫妇的朋友、美国海军陆战队校官埃文斯·卡尔逊，在太平洋上对日作战时，也用到了“工合”这个词。他用“工合”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大队的口号，在所罗门群岛西北部的马金环礁上突袭成功，全歼守敌，一战成名，“工合”也就成了美式英语里的一句俚语。
叶：海伦在她的晚年回忆录里写到了这件事，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埃文斯要把这个深奥的哲学理念灌输给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士兵，将‘工合’这个词引进了英文语言。埃文斯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信徒，罗斯福总统的特殊朋友，对许多人来说，他成了美国文明最优秀部分的象征。他是个领先者，有一批追随者。”
谢：“工合”这个词，在当今美国人的演说和思想中，仍被各个年龄段的人经常用到。然而，只有少数学者才知道这个常用词的源头在中国，在于海伦那样的美国人在与中国人共同抗战中所形成的合作精神。因为这样一种精神“由为了一个目的面对自我牺牲的纯洁心灵所组成”，所以海伦分外珍重，生死相随。就她个人而言，对中美之间的友谊始终抱有特殊的情感。我不是一个做学术的人。中国抗战时我才5岁。很多年里，我甚至都不清楚知道中日之间曾经有过长时期的交战。我们这代人对那一段历史都是不熟悉的。其实二战之前就有中日战争了。就有日本侵华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就发生在1932年1月。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不想抗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海伦把这一点说出来了。她到上海不久，给家人写信，就明白说道：“蒋介石非常了解这种形势，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日本统治下保持他的中国元首的名义。”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近两年，读了海伦的书，逐步了解到她在中国很受尊敬，方才如梦初醒，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海伦到底做了些什么？二是她到底为了什么要这样做？
叶：海伦之所以在中国很受尊敬，那是因为她和她丈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当年支援了中国抗战，而且让全世界知道，蒋介石是一个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共狂”。他疯狂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唤醒了中国人民”，号召人民“为他们的土地与自由而战斗，要抗日战斗到一兵一卒”，而他“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只想“镇压本国人民迫在眉睫的革命”。
谢：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总有一些美国人，误读中国抗战，误以为国民党领导了中国人在抗日，这是非常普遍又很错误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跟海伦书中所说的一切不符，有矛盾。海伦在《续西行漫记》里写到了“英美对于狂妄的日本如不采取积极的行动，那么，新的恐怖的帝国主义将要盘踞广大的大陆以及它本国的小岛，要统治东亚，造成种族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时期，这战争不但包括东亚及欧洲的国家，而且也不免把美国包括在内”。同时也写到了“十年以来，当局已用尽了力量，一方面要使国内的军队与人民相信外来的侵略既不紧迫，也不重要；一方面要使他们相信除非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镇压群众还是必要的。公开的反日运动是不允许的。当局对人民用独裁的手段，一味希望着模仿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同时还写到了“在日本占领地的后方，内地的人民已在八路军的领导下，自发地开始战斗了。共产党已在华北几次建立了根据地。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后，新编的红军约十万人，有以前的三倍多，活动的范围几乎遍及被敌占据的山西、河北、察哈尔与山东各省”。他们“以沉着的手段，慢慢地赶走侵略者，经常地攻击交通线，使敌人渐渐疲困，并且用神速的夜袭，沮丧敌军的士兵。共产党们把进入各地的军队，分成许多小的流动单位，散布在各处，组织农民游击队，并尽他们的需要去武装民众”。他们的“壮烈的行动，激起了人们对共产党的同情。这同情是弥漫全中国的”。海伦不亲共产党，但她是抗日的。抗日不等于亲共产党。她只是说真话。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完成”她的“第一本书”。
叶：相信您在《续西行漫记》里一定读到并且注意到了海伦如此评价红军：“这确然是我在中国所曾见的最特别的军队。他们具有这样甜蜜、天真、美丽、稚气的面容，使我觉得这些战斗着的人们正是中国最卓越最美丽的人。”相信您在海伦的晚年回忆录里一定读到并且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足可玩味的话：“我从来也不曾想要卷入任何共产党或它们的事务中去。我不坚强，也不想变得那么坚强。这并不意味着我看不到共产党人创建的不朽的业绩，看不到它们不同凡响的品质。”
谢：是的。促使海伦与中共关系亲密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人具有“不同凡响的品质”，就是因为她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她从延安精神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态度、勤奋工作、团结友爱、合作共事、自我牺牲。所有这些优秀品德，加上明确的革命目标和纯洁的灵魂，使得海伦发自内心地赞叹道：“谁若结识他们，就不得不敬佩他们。”
叶：您能把这些话写下来么？我要连同初版的《续西行漫记》一起在遵义展出。遵义市总工会委托我办一个很大的展览，集中展现长征中的工人运动。其中说到了“无产阶级的领袖”刘群先。海伦在延安采访过她，说她随红军长征，发现遵义“有着许多木匠、泥水匠和丝厂、火柴厂的工人，便帮他们组织起来”，组织成赤色工会。
谢：遵义很远吗？
叶：遵义在中国的西南，贵州的北面。当年红军长征，正是经过遵义，才到延安。
安磊柯：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
叶：您汉语说得不错。在中国学的吧？
谢：他是我孙子。中国名字叫安磊柯。黄华说的就是他。我送他来中国学习，学了好几年。
叶：我正式邀请你们去遵义。你们将亲眼看到今日访谈实录以及海伦照片、著作的公开展出。
谢：今天的访谈见报了，我也要送给美国杨百翰大学永久收藏。海伦的所有手稿都存放在他们那里。海伦的文字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友谊不是野草，生长在路边荒郊。友谊要精心栽培，天天为它把水来浇。你我深知友谊的真谛，贵在知心和信义。你我站在每个十字路口，总是那样坚定不移。”
叶：我会一直记着海伦病逝当晚的最后遗言是：“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玉萍、曹伟玉、乐粼、陆仪辰、韩天云对本文文字或附照亦有贡献。)
网页链接：
http://gov.eastday.com/ldb/node41/node2151/20141221/n41893/n41903/u1ai216515.html